30岁那年，初代农民工田维堂决定重启人生。60岁那年，他发现人生重置。这半生，他走过贵州的乡间野田、东莞的流水车间、上海的霓虹光影，最终回归县城的平凡生活。在新书《田老师打工记》中，他书写了这段俗辣有力、真实鲜活的打工人生。经出版社授权，第一财经节选书中部分篇章。
2002年腊月二十八，一家人在老家过春节，那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。过了春节，我和太太开始筹划未来。去上海还是浙江呢？我们为此感到纠结。姐夫在上海，外侄女在浙江，两处都表示欢迎我们前去找工作，为我们提供一些方便。我们决定将女儿留给大姐暂且代管。
其实我们已经厌倦了在外面打工的漂泊生活，我已经不年轻了，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年龄出去打工是不太受欢迎的，但还是准备拼一拼。和当时在广东不一样，这次出发之前，我们两口子定下的宏伟目标是一万块，赚够一万块就回家，修个能容下一家三口的房子，然后安心在家耕种度过余生。那时，我们觉得一万块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
2003年的正月初六，我们和一对在浙江打工的老乡夫妇一起出发，计划到浙江闯荡。为什么选择浙江而不是上海？在温州或者金华这样的城市，打工人群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，像我这样的去了可以算是人才；而上海那样群雄逐鹿的国际大都市，像我这样的人去了可能就只是蠢材或者庸才，没人会把我当回事。
这对老乡夫妇，丈夫是我的中学同学，他老婆娘家有我转弯抹角的亲戚。我们原本都是友好的，可是车到县城的时候，这位同学言语之中明显表现出怕我们沾上他们夫妻的光。我当即在车上宣布，我们将更换行程路线，要去的目的地不是浙江，而是上海。
我太太也是一个敏感的人，她也感觉到同学夫妇对我们的嫌弃，非常赞同我的意见。同学夫妇脸上就有些尴尬，不过他们心里应该是庆幸的，因为可以甩掉我们这个包袱了。
到了遵义，我们和同学夫妇不欢而散，他们去往浙江，我们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。
到达上海，根据姐夫在信上给我们提供的地址，通过若干次询问、打听，转了几趟公交车，算是很顺利地找到了姐夫上班的建筑工地。姐夫在信上说已经替我们问好了一家工厂，可实际上工厂招工没那么简单。
他带我俩来到浦东新区张江镇一个叫孙桥的地方，这里对上海来说属于郊区农村，除了农村居民，零零星星地有几家小工厂。姐夫的侄儿在这里的一个厂子上班，据说每月工资有 700块左右。姐夫曾经在这里干过苦力，和当地的一些居民比较熟悉，而这些小工厂的老板，一部分就是当地居民，可是人家哪里把姐夫放在眼里呢？他跟人家说话，人家愿意搭理就算是给了天大的面子，哪里又能给我们解决工作的问题？
首先要解决居住的问题。我们到了上海，身上还剩500块，租了一间小房子就在姐夫侄儿的隔壁，他们也是夫妻二人。
在这个村庄里，我们遇到一个有趣的老头，他在一个三岔路口摆摊。卖什么呢？什么也不卖，就摆一个纸板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问路收费二元”。刚到上海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找人问路，绝大多数人都会很客气地告诉我们。以前在贵阳我也经常找人问路，但是我遇到过几个人，故意朝相反的方向指路，多次让我南辕北辙。在上海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却遇到了这样的老头。老头满面笑容，和蔼可亲，问路要收钱，但从来不会给你乱指方向。我们刚去，找不到东南西北，也找他问过路，给过两次钱，后来每次见面，他都会亲热地打招呼。老头干瘦干瘦的，他就是当地的村民。
上海的路其实很好找，每条路都是直的，基本上不拐弯，每个路口都标明了东南西北的方向，你如果向东走，只要一直在这条路上，走多远都是一直向东。不像我们贵州的路，走同一条路，开始向东，可能走出去几十米，你还在这条路上，但已经是向西或者向北了。
上海的路是不会拐弯的，笔直笔直一直向前。
我们开始寻找工作。附近的厂子都不招工，只有张江和孙桥街上那些饭店在招服务员，我太太就去饭店应聘，试了几家，上了几天班，就和老板翻了脸，她实在不适合当服务员。后来又找了一家饭店，在厨房给人家洗碗，每天好像只有10块钱，她倒觉得比较合适，干了有一个月吧，还是觉得太憋气。我看到一家咖啡馆招工，让她去应聘，因为我觉得那里环境优雅，虽然招的是清洁工，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太太去试了两天，安排她专门负责打扫厕所，她气得要命，觉得太没面子，她还不是老太婆，就不干了。后来姐夫的侄媳妇上班的塑料厂招工，黄女士就去了这个厂上班，一天工资也是10块左右。
我在一个劳务公司花30块介绍费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劳务公司的人说这家公司一个月的工资在1000块以上。我对这个数字非常满意，因为我在广东也从来没有拿过这么高的工资，准备踏踏实实干好这份工作。
上了班才知道，这家公司的工资是计件的，甚至没有固定的基本工资，好在是包吃包住，这个非常重要。
公司主要是对旧货车的车厢进行改造和翻新，这和做户外广告颇有些相似之处，所用的工具我在贵阳做广告学徒时基本上都用过，但是对电焊的焊接技术要求高很多。进行测试时，我的焊接水平和人家一比，显然还在学徒阶段。虽然不能对汽车进行焊接，但是还有许多别的活可以干，只是工资要低一些。
公司几个人分成一个小组，我是新员工，老员工都拉帮结伙，我显然感受到了孤立和排挤。安排干活的时候就很少安排到我，不干活就没有工资。本来公司里面的业务就不多，有了活大家还抢着干，哪里能轮到我呢？整天闲着没事干，下象棋、打扑克的大有人在，这样混了十天半月，看不到一丝转变和希望，心里毛焦火辣的我有些着急了。如此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挣够一万块回家修房子呢？
劳务公司离我上班的公司不远，我去找他们退介绍费，因为实际情况和他们说的不相符，劳务公司的人说需要我上班的公司出证明才能退。我去找公司出证明，公司不给我，我就以那个公司的名义自己写了一个条子，劳务公司居然就把介绍费退给了我。
开始一两个月，我们夫妻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混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，生活陷入困境。以我们二人的个性，如果不是遇到绝境，是不会轻易向人求助的。尽管我有不少混得不错的朋友，但是我在倒霉的时候是不愿意和他们联系的，我只是希望能远远躲开他们。
这里有不少菜地，春夏之交，地里有不少菜农不要的菜叶子，我们去捡来，就省了买菜的钱；想吃肉了，就去买一些很便宜的边角料。在这方面，我和黄女士都愿意面对现实，不怕丢面子，尽管困难，生活还是有滋有味。每当我们有了一丝丝的收入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寄养在大姐家的女儿寄生活费。在最艰难的日子，我们也没有向朋友伸手借一分钱。
出了那家公司，我心里着急，姐夫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在附近包工程的浙江小包工头，让我去他的这个工地做苦力，每天工资27块。
曾经的民办教师、农民作家，对，我只能认为是曾经的，因为如果我此时此刻给人家说出这些身份，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。教师也好，作家也罢，他们都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只是一个靠出卖体力来换取口粮的苦力。在成为民办教师之前，我干过一次又一次苦力，在成为民办教师之后，我觉得靠卖体力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我走上了回头路，吃二遍苦，受二遍罪。
可如今的我又还有多少体力呢？
这份苦力是给一家小工厂修厂房。开始是一些杂活，比如搬砖头、运沙子，后来是筛沙、筛石灰。特别累的活是打混凝土，师傅们负责用振动棒将混凝土振实荡平，我们这些小工就负责搅拌和用小推车搬运。我没什么力气，推小推车的时候，几乎要用尽吃奶的劲头才能和他们一起拉着奔跑。每次下班，我都累得要散架了一般。
这时候，上海的天气已经非常地炎热了。我知道，为了吃饭，我不得不接受烈日的炙烤。上海的太阳，比贵州的毒很多很多，就是广东的太阳也不能和上海的相比。太阳渐渐升高的时候，我身上的汗水就开始如溪水般流淌，衣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慢慢地就出现了明显的盐渍。因为流汗，我随时都会感到口渴，实在渴得无法忍受的时候，就跑到有水龙头的地方，直接含住水龙头，“咕咚咕咚”猛灌一气，可是不一会儿，又渴了。尽管在不停流汗，但是走起路来，肚子就像一个装了半满的水坛子一样在摇晃，哐当哐当地响。好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，老天就会下雨，让我们休息半天或者一天。休息的时候，我就会借个自行车到街上去转悠，寻找新的谋生机会。
《田老师打工记》
田维堂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 2026年1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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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维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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