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启网生态环境法典草案：“绿色低碳发展”独立成编，系全球首创

备受关注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（草案）》（下称“生态环境法典草案”）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。这将是继民法典后，中国第二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草案将“绿色低碳发展”单独设立为一编。

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共5编、1242条，各编依次为：总则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、绿色低碳发展、法律责任和附则。其中，绿色低碳发展编共4章、114条，在现行清洁生产促进法、循环经济促进法、能源法、节约能源法、可再生能源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等基础上进行梳理、整合，进一步结合现实需要，聚焦绿色低碳发展重要领域、重要环节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法律制度，包括“一般规定”“发展循环经济”“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”“应对气候变化”等4章。

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积极推动者和草案的参与者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介绍，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将“绿色低碳发展”独立成编，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创。从国际视角看，目前全球已有近20部生态或环境类法典，但均未将“绿色低碳发展”作为独立篇章进行系统规范。多数国家仅在其相关法律中对低碳、循环经济等内容作出零散规定，或针对气候变化、可再生能源制定专门单行法，尚未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体系化、法典化整合。此外，全球已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，但均未将“绿色低碳发展”设为独立章节，这进一步印证了我国此项立法举措的全球首创性。

那么，“绿色低碳发展”为何能够独立成编？

王灿发表示，将“绿色低碳发展”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独立成编，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、回应时代需求、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。其核心原因可概括为四点：

首先，旨在破解生态治理痛点，推动源头治理。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。独立成编打破了以往生态立法“重污染防治、轻源头转型”的局限，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，通过法治手段推动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转型，从源头上防范生态环境问题。

其次，衔接国家战略，为“双碳”目标提供法治保障。我国已将碳达峰、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，但目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尚未出台专门法律。独立成编可将“双碳”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举措从政策层面上升为刚性法律制度，为相关工作和气候应对提供上位法依据，确保绿色转型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。

再次，完善生态法治体系，推动协同治理。现行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存在一定的碎片化和不协调问题。独立成编有助于整合循环经济、能源转型、低碳发展、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散规定，与污染防治编、生态保护编形成“治污—护绿—促转型”的三维协同格局，使生态环境治理更具系统性和整体性。

最后，回应时代需求，彰显中国特色。当前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、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。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，聚焦产业、能源、消费等重点领域的绿色转型，回应人民群众对可持续发展的期待，同时体现“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”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蕴，彰显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。

王灿发进一步介绍，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中关于绿色低碳发展、应对气候变化、碳达峰碳中和的条款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法治化、系统化、现代化，其核心意义在于将“双碳”目标与绿色转型从政策层面提升为刚性法律制度，构建起“源头管控—系统治理—协同推进”的全链条治理体系，推动从“末端治污”向“源头减碳、绿色发展”的战略转型，为美丽中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具体作用则体现在五方面：一是确立国家绿色发展的基本方针和目标，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，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，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，推动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、产业结构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；二是对已有专门立法的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促进制度进行系统整合，避免交叉和重复，增强法律规定的规范性、科学性和权威性；三是对我国长期推行的废物综合利用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整合，系统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制度，进一步明确废物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措施；四是规范绿色消费行为，既包含鼓励性措施，也设定义务性要求；五是强化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协同推进，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法律保障；六是将尚无专门立法的应对气候变化内容纳入法典，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力法律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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